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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全國兩會期間,除了“反腐”、“新常態”、“深化改革”、“簡政放權”等備受關注的熱詞外,一個渾身散發濃郁文化氣息的詞匯——“書香社會”,也“迸”入了代表委員們的熱烈討論里。

“建設書香社會”首次亮相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,為報告增添了一份詩意浪漫的同時,也引發人們思索:移動互聯網時代,當人們的時間被快餐化、碎片化的信息占據,如何讓“書香”浸滿社會?

“書香”,一個美麗的詞匯

“書香,是那么美的一個詞匯。”當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聽到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“書香社會”時,表示“很有感覺”。

“忠厚傳家久,詩書繼世長”。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有強調仁孝清廉、耕讀傳家的家風。

馮驥才說,在中國古代農耕社會,“漁樵耕讀”,即漁夫、樵夫、農夫與書生,是四個比較重要的職業。書生作為其中之一,經常出現在雕刻和民俗畫中,可見人們自古便對知識充滿崇尚。

“在東方,我們不僅是文化大國,我們還是文化貴族。”馮驥才說,回望歷史,諸子百家、唐宋八大家、四大名著,古代的繪畫、音樂、戲劇……諸多燦爛的文化文明都靠書籍來傳承。

“書中記錄的經驗因此變成了我們的直接經驗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國家一級編劇王興東說,書籍不光能滋養人的靈魂,還能提高人的修養。

“‘書香’讓人安靜地思考”,王興東說,它們就像一把接一把的“鑰匙”,引人走向人生的目標,鋪就成才的道路。

“讀書讓我做人有原則”

“讀書讓我做人有原則,正是因為有原則,人們尊重的是我這個人,而不是因為我寫了多少字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當代著名作家梁曉聲說。

梁曉聲講了一個故事。有一年,德國的三家電視臺到北京采訪他,談了很多之后,記者話鋒一轉,“請你談談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?”

梁曉聲彬彬有禮地,但不無遺憾地告訴他們,“我知道你們的采訪用意,但你們選錯人了,恰恰在文革中,我以一個少年所能做到的方式同情和幫助了那些受到迫害的人。”

1966年,梁曉聲初中畢業。那時,文革已經開始。“很多書被燒掉了,中國進入了一個沒有書籍的時代。”

在下鄉之前,他找到班主任老師,對他說,“我的眼所見的這一切都是錯誤的,甚至是邪惡的。”

“像我這樣在青年時代讀過那么多書的人是不多的。”梁曉聲說,道理就在那擺著,為什么當時那么多人沒覺得呢?因為他們沒讀書。

梁曉聲說,讀書讓人懂得事理,會使人向好。

如何構建充滿書香氣息的社會?

“走在街上,我滿眼看到的都是不讀書的人。”梁曉聲說,如今很多人沒事兒的時候就坐在那里盯著手機,成為“手機控”、“低頭族”。

王興東也有同感,現在很多人讀書越來越少,反而看了大量的垃圾信息。

而在過去,王興東說,“我們搬家時準備最多的就是紙箱子,讀過的、沒讀過的書統統裝進去。”

馮驥才說,雖然手機也能看書,但紙質書是手機無法替代的。“因為書有時是需要反復翻的。”

在梁曉聲的包里,總有他隨身帶的兩三本書,一有時間他就拿出來看。

“書籍很難影響18歲以上的人。”梁曉聲認為,應給孩子們更多時間去讀感興趣的書。

談及為孩子選書的經驗,馮驥才說,在孩子成長的不同時期,他會為孩子選適合看的書。“感興趣了,讀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”

馮驥才同時批評,大量的農家書屋雖然建起來了,但里面很多書都是出版社用車拉過去的賣不出去的書,“農民根本不看,因為那些書跟他們的生活沒有關系。”

在王興東看來,讀書就像談戀愛,你愛上這個領域就會去深入研究,很多人的成才正是因為選擇了書籍作為他的導師。

“大家都怕寂寞,而讀書的人不怕寂寞、不怕孤獨,這就是讀書的好處。”梁曉聲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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